醫學系 104001060 洪慈徽-科隆大學summer school見習心得
KISS的訓練中心是棟鮮豔草綠色的建築,summer
school期間我們大都在二樓的兩間討論室活動。一周的活動由Frau
Arnhild Kanthack和Herr
Cristoph Stosch簡介Köln與Universtät zu
Köln的歷史開場。以前不管在雄女或高醫接待外賓及外籍學生時,都覺得介紹學校及城市歷史是個浪費時間的行程,但是直到自己變成客人,才知道把學校及城市介紹給一個對她陌生的過客是件溫馨的行為:當你因為憧憬一所學校而不遠千里前來,在陌生校園漫步時見到某棟建築或某個雕像,若是能因為知道一點她的故事而發出會心的一笑,任誰都會更加喜愛這地方。
Cristoph接著向我們介紹KISS中心的起源及德國的醫學教育養成。德國的醫學生一樣是六年畢業,訓練程序與台灣有諸多不同,但其中一項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裡的醫學生在第一年時就已經進入臨床接觸病患,但並不是像台灣的五六年級clerkship,而是跟著護理師學習並執行臨床操作。這讓我想起選修過的「病痛之人文意涵」課程,當時南潔老師一直向我們強調,身為醫學生的我們並不只要向醫師或系上的學長姊學習,低年級的我們更應該多以從事臨床工作的其他專業前輩為師,特別是為數最多、可能也是最與病人密切相關護理師們。雖然因為種種緣故讓我有不少機會跟著學姐在醫院跑一陣子,但當時我只認識到這是件值得的事,殊不知德國對此的重視程度已經是將它列為正規訓練的一環。另外Cristoph也提到此地的醫學生可以選擇跟著家庭醫師陪伴家庭,這一跟就是長達四五年,甚至到醫學生畢業為止。雖然德國也有像台灣clerk一樣一兩周就換一個科別見習的學習制度,但在這個制度下,醫學生通常只會見到病人一次,對醫學生而言,它就只是一個特定科別的一個病例而已;但是在家庭醫師的領導下,醫學生最需要的是建立與家庭之間的互信與尊重,也就是醫學最難訓練的能力之一:醫病溝通與關係培養。我覺得這是我們可嘗試效法的一個方式。畢竟醫學從來就不是只有治療,如何讓病人願意相信你的判斷、接受你提供的建議,一切對病人好的處置或是意見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醫病溝通及關係上。若是醫學生能在甫入門時便將這樣的觀念謹記於心,或許現今台灣醫療界猖獗的醫病衝突等問題也能有相當的改善,病人也能得到更好的醫療品質,不論對何方都是有益無害。
下午是肌肉注射和無菌觀念的訓練。兩項其實都已經在台灣跟沈靜茹醫師學習過,除了一些器材使用上不太相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特別是醫學營教過同學和小隊員、戴過無數次的無菌手套。沒戴過的同學用一臉羨慕的眼神問說,為什麼我可以這麼順利地戴好手套,這時真的強烈地感受到醫師曾說過的,熟能生巧。
晚上由Cristoph等邀請到青旅附近的一間酒館(Brauhaus
Pütz)交流。除了便宜又道地好吃的食物之外,Cristoph也跟我們分享他這些年來投入在醫學教育與國際醫學教育交流的心得。當向他提起我們現在的醫學教育制度其實並不是這麼容易改變時,Cristoph也幫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由老師或醫師的同僚提出改革,往往會有太多的現實顧忌,但是學生卻能有非常單純的立場提出建議,而這就給我們非常有利的談判或協商空間。或許,會因為嘗試改變而帶來一些好的結果,那麼或許我們的體制就有更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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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學的是外科綁線及縫合、心音判讀還有呼吸音判讀,分別由三個不同的學生來教我們技術及peer teaching的方法。多虧了醫學營,手術綁線我已經熟練到閉著眼都能打上一整條的程度;加上沈醫師在送我們來科隆之前的教學工作坊還有自主練習時間,其實我們對縫合還算熟悉。讓我驚喜的是聽到負責教學的Milan說,他們是可以自行外借縫合模具練習的,這點在台灣好像不太可能發生的。
第二及第三部分的心音、呼吸音聽診,我覺得除了在模型上與台灣有些許不同,訓練的內容好像跟台灣大同小異。Fransiska和Alina先從最基本的PE步驟開始說明,接著模型上撥放各種正常或是病理性心音/呼吸音讓我們練習判斷。令我覺得可以學習的是,因為這兩像聽診在我們block練習時,因為是由一位醫師對10~15位學生授課、又是在同學身上互相練習,其實技巧相對生疏與薄弱許多。一來因為師長無暇確實顧及每位同學的練習狀況,如果有哪個位置或步驟做錯了往往無法及時修正;二來,我們練習的對象是同學而非模型,而每位練習同學的生理結構都不相同,或許會造成我們對「正常心音/呼吸音」的認知錯誤,接著影響對病理性現象的判斷。而這應該就是peer-teaching的優點吧!因為教學者是同儕而非師長,若是有任何問題都不用擔心而能直接、及時發問,教學者也能及時觀察是否有任何錯誤或盲點,進而及時修正。
一樣豐盛的午餐後,下午是更有趣的手術衣穿戴和超音波練習。不間斷地用酒精刷手三分鐘,大家都說此生沒有這麼乾淨過XD在此真的要強烈推薦高醫購置一個超音波練習系統。雖然上了一整年的影像醫學,但說真的,對這部份我們真的一知半解,然而對腹腔各個器官的位置及成像結果,還有對超音波的顯像位置、方法,卻是我們用這套儀器的一小時內就能有相當的掌握,其實遠勝於一年的課程知識。實際操作後而內化的了解也遠勝於單純背誦知識,更能長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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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一早到遠一點的醫院參觀Operation theater,應該是我此行最期待的一項行程。雖然只有短短一個上午,但是卻因為醫師們細心、熱情地解答我們的各個疑問而美好。我跟的是肛門廔管及痔瘡的手術。手術本身雖然精彩,不過也因為我知識量尚嫌不足,無法有更深入地觀察而略為可惜,不過我卻也觀察到許多與台灣不同的手術室現象。痔瘡在台灣算是相對簡單的手術(當然在這裡也如此),病人常常會因為恢復快速等理由而傾向半身、局部麻醉,甚至是門診手術;而這邊的病人則是因為不想脊髓麻醉或是希望手術時舒服一點,而較多選擇全身麻醉。另外,我也發現所有的手術病人都穿了壓力襪,一問之下才發現這竟是這件醫院術前準備的SOP之一,目的除了防止因為術後不能下床而潛在的血栓風險外,還有讓護理師能確實為每位病患的預後把關:若有些病人因為是小手術而沒穿、另一些則必須穿戴,忙碌的護理師或許會因為一時疏忽而混淆,如此對病人其實是變相傷害。
此外,我也發現手術全程除了麻醉護理師外,麻醉醫師也全程在場,這應該是台灣手術是比較少見的情形吧?當我向外科醫師說明,台灣一位麻醉醫師往往需要同時負責5~6間手術是甚至更多時,他們露出了不可思議的表情,並堅決地回答這在德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這裡的每位麻醉醫師只須在一個時間專注於一位病人,這樣才能確保病患的安全,因此醫院中最大的部門往往是麻醉科,其次才是外科或其他科別。
下午在科隆大學圖書館附近是科學寫作的課程。台灣醫學生大多是單方面接受師長或書籍上的知識,在大學時期就選擇或是接受科學研究相關訓練的相對為少數,但科隆大學卻在學生一進入醫學院就讀時就開始培養他們獨立研究、思考的能力,而對科學能力的訓練更是貫穿了整個醫學院的學習時期。課程一開始教授就先問我們:為什麼要做科學研究?科學研究的目的是什麼?這次的思考讓我想了不少,也聽到其他人的想法後,真的覺得科學研究對醫學生而言是重要的。有同學提出這能讓我們分辨資訊和知識的正確性,而這是我覺得對醫師而言相當重要的能力;醫學是不斷進步的科學,過去所認為正確的知識可能會因為科技的進展而被修改、甚至推翻,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身為手握病人生命安全的醫師如果沒有對資訊做出判斷、選擇的能力,對病人而言將是莫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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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早上做的是BLS基本救命術的訓練。KISS中心的訓練並不像我們大一時,一群人傻傻地用一模一樣的方法對安妮練習,而是實際「從頭到尾」模擬緊急情形,包含平時我們容易忽略的求救電話內容。雖然BLS並不是太困難的技術,但若不是自己實際練習過一次,一定也會忽略許多細節,而這些卻都是在緊急關頭時攸關病患性命的關鍵。下午就是自主練習的時間。而後,我們去參觀科隆大學的解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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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最後一天。第一次考超級正式的臨床技能就用不是很熟悉的英文,現在想起來還是有些難以置信。雖然最後不小心考得還不錯,但其實對自己的滿意度大概只有六成……明明平時練習會知道、注意的細節,當天就是硬生生忘了或是做錯,這便說明其時我們對這些臨床技能的練習和熟悉度都還有待加強。等到哪天這些臨床技能都能變成我們的反射動作時,我覺得這才能說是學會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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